当你有了孩子，一切就都变了。变的不仅仅是你的日常生活、家庭开销、朋友圈以及度假的地方，还有你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你现在是某人的母亲或父亲了。
当孩子受伤或生病时，他会哭喊着寻找你。当他学开车时，你会紧紧地抓住扶手，强忍住尖叫。你会在晚上睡觉时，把手机提示音调到最大放在枕边，因为你渴望得到他平安抵达目的地、获得梦寐以求的工作，或者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发来的报喜的消息。
在这个世界上，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是你的孩子的一切。当他思考成年人该如何行事时，总是首先会想到你。即使他希望和你不一样，你的人生也永远是他塑造自己生活时的参照物。
你无须对人类大脑及其无限复杂的系统有深入的了解，就能发现是什么困扰着你的孩子。你也许不需要用改变心智的药物来治疗他们，你只需要清除不好的东西，为好的东西腾出空间，就能改善孩子的生活。就像一个老笑话说的那样——一个男人走进医生的诊所，说：“我每次喝咖啡时，眼睛都会感到一阵剧痛。”医生回答：“试着拿走咖啡勺，别让它戳到眼睛。”
很多解决方案根本不需要医生提供，只需要你在生活中做出一点改变：不要再做那些明显伤害自己的事了——过度夸大气候变化的影响， 过度挖掘被压抑的创伤，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以及不必要的心理治疗。这场危机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是我们自己助长的。
对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父母不知所措、惊恐万状更可怕的了。认知行为治疗师通过治疗父母的焦虑，可以有效缓解孩子的焦虑， 因为父母经常把焦虑传给孩子。但我们也可以传递平静。我们可以为他们变得勇敢，因为这是过上精彩的人生所必需的：直面恐惧的事物，哪怕每次都觉得自己会败下阵来，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尝试。
当你不再理会专家的建议，当你退出Slate 杂志育儿群，当你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制定规则，并坚持让孩子遵守时，你会惊讶地发现，你是那么喜欢自己的孩子。你本该这样。生活中没有什么能与养育孩子的非凡历险相提并论。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年轻的母亲，一手抱着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手把买来的东西放进车里？那是世间最美丽、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了。她疲惫不堪，忙得不可开交，脑子里装满了各种事情——而她的整个世界， 就稳稳地倚靠在她的臂弯里。
为什么人类的孩子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长大？为什么大自然要创造这样一段漫长的童年呢？
在我看来，童年的意义就是让孩子去冒险，去经历那些可能让他们受伤的事情，并在父母的庇护下练习成年后所需的各种技能。童年的意义就是让孩子有机会去结交一个不靠谱的朋友，输掉一场球赛，勇敢地对抗一个欺负他们的人，自己爬起来，向另一个孩子伸出援手。我们希望他们去冒险，经历辛酸，尝试并失败，最终成功——而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一起守望相助。
这才是快乐的童年。小剂量体验成年人的各种痛苦，这样孩子才能对“心痛”和“失去”免疫。而当他们遭遇困难时，大多数时候并不需要学校辅导员的帮助。他们需要听到的是：“站直了，别趴下！”他们需要看到的不是我们眼中的焦虑，而是信心——相信他们能挺过去。我们希望这一切在他们年轻时发生。如果他们成年后才第一次面对失望或拒绝，那一定是有些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
父母其实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在“专家”插手之前，我们一直在“测试”孩子：逗弄、吓唬、拥抱他们，允许他们无视我们的警告，摔跟头，之后再把他们扶起来，拍掉他们身上的灰，再放他们继续往前闯。
试着拿走咖啡勺。如果笑话里的那个医生没什么职业道德，或者缺少一点常识，他就会给你开止痛药，安排核磁共振，对你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而真正需要做的只是一个减法——拿走那个显而易见的、造成伤害的东西。
我们任由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小时候是平板电脑，后来是更糟糕的智能手机。每一样都在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慢慢侵蚀他们对周围事物的喜爱，因为相比之下，现实世界黯然失色。当他们独自沉溺其中时，甚至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科技带来了无尽的便利，我们的孩子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他们所有的愿望几乎都能立即实现——想看什么节目就点什么节目，觉得无聊就立刻换下一个；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想跟谁聊就跟谁聊，想什么时间聊就什么时间聊。那些节奏更慢、更丰富、更有意义、能够引发交谈的时刻——比如乘电梯、在候诊室等待、排队结账、骑自行车的时刻——都变得几乎无法忍受。
学校开始配备大量的心理健康工作人员，他们争先恐后地扮演起治疗师的角色——在还不知道孩子是否有问题时，就正式地、定期地引导他们不断反思自己的情绪。学校辅导员非常喜欢谈论孩子的痛苦。他们探究并夸大每一份焦虑，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
我最近和一位17 岁男孩的母亲聊过。这个男孩在初中时被诊断为多动症，服用利他林，并接受心理治疗。当他不喜欢利他林带来的感觉时，父母勉强同意他停药。多年后，当他终于找到自己擅长并感兴趣的领域时，他对母亲说：“心理治疗就像学滑雪时一直盯着树看，反而更容易让人撞到树上。”
如果学校的心理健康专家们真想改善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他们首先应该禁止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智能手机。 社交媒体损害了青少年的幸福感，而手机让他们逃避现实，沉溺于思维反刍，是青少年在迈向成熟的过程中最不应该拥有的东西。智能手机并不是导致青少年陷入消极的自我关注的恶性循环的唯一因素，但它无疑是最普遍、最具诱惑力的因素。
称职的学校辅导员会说：“我们无法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如果你希望我们帮到你的孩子，那么必须做到上学后收走所有的手机，放学后再归还。”这有什么难的？这有点像学校的保健老师坚持说：“校园里必须禁烟。吸烟会让所有健康问题变得更糟。如果你希望我们帮到你的孩子，那就必须从营造良好的健康环境开始。”
但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人员很少（如果有的话）要求学校禁止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哪怕只是在校园内。相反，他们占用大量的课堂时间，向学生传授各种“心理健康技巧”——尝试冥想、练习正念、尝试写感恩日记。告诉我们你的问题，我们会让你好起来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不是为了消除孩子们的情绪困扰，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各类治疗师随意给出诊断，完全不考虑这些做法对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认知的影响。医生们给孩子开出心理药物，限制他们感知事物、应对问题、获得成长的能力。他们从未警告过孩子：如果有一天想脱掉这层防护服，体验真实世界，他们会经历多么痛苦的戒断反应。
我们给还在发育中的大脑服用各种药物——两种、三种，甚至十种。这些药物阻碍智力发展，压抑情感，甚至可能麻痹良知。我们的孩子就这样去上学——上一秒还烦躁易怒，下一秒就呆若木鸡。他们对痛苦和焦虑变得麻木，智力和动力大打折扣。他们隐约感到自己正在错过整个人生。
长久以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任由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开始接受那些所谓的治疗师给孩子做出的诊断，而这些人对我们孩子的了解，可能连我们的百万分之一都不到。难怪孩子们开始认可这些诊断，因为我们也开始用这些标签来定义他们。
我们小看了自己的孩子，甚至对此都没有察觉。我们小时候能做的事，现在却认定他们做不了。“他坐飞机时没有平板电脑可不行。”“我不能收走她的智能手机，因为她们班上每个女生都有。”“我知道我像她这么大时独自在家没事，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诸如此类。我们自己小时候想都不想就能应付的风险，却认为他们永远应付不了。
我们看待孩子的方式就好像他们身上贴着一张“营养成分表”，上面写着各种类型的心理疾病。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仔细留意了父母是如何谈论他们的孩子的。“唉，我那个有多动症的孩子。”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还有人说：“他其实很聪明，也很敏感，但他有感官处理的问题。”在回答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问题——比如“你家孩子最近怎么样”时，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回答。
一位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的儿子考上了州立大学，她这样写道：“真是不错，这个有阅读障碍的孩子从小上学就学习困难，上了高中后竟然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我敢说，也包括他自己的预期。”
我想起了自己认识的几个有阅读障碍的人，其中一位是数学天才。她考上了沃顿商学院，学习金融，后来去了华尔街，最后自己创业，创办了多家公司。在我们眼里，她是一个会组织滑雪旅行的朋友，总是巧妙地协调、谈判，精心策划一次次精彩纷呈、出人意料的冒险活动。
当我们用那些不相干的人丢来的标签定义自己的孩子时，我们其实是任由这些人腐蚀我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任由他们影响我们对子女的看法。
托马斯·杰斐逊的母亲会把她的儿子称为“我那个有阅读障碍的儿子”吗？约翰·F. 肯尼迪的母亲呢？如果他们的父母这样看待他们，他们还会成为总统吗？父母用这种方式看待孩子是不正常的。这些标签偶尔对专家有用，但对我们来说，只会成为阻碍。它们是对孩子的轻视和贬损，会玷污父母对孩子的爱。
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认识我们的孩子：柔软的脸颊，在我们掌心轻轻蠕动的小手，临睡前亲吻他们时发丝间传来的味道。我的一个儿子爱发脾气，几分钟后又会羞愧地道歉。有一次在家宴上，他突然朝他的双胞胎兄弟破口大骂。被我们叫回房间反省完之后，他又和家人有说有笑了。这就是我眼中的儿子。
他每天都会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并且认真倾听我的回答。他每天都会认真追踪道奇队的数据和包装工队的比分，了解他们对手的情况，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橄榄球队提供情报。晚上入睡前，他还会轻声哼歌。
我的女儿即使在家里走来走去，也要牵着我的手。她有些调皮捣蛋，爱开玩笑，爱凑热闹。她笑的时候会尖叫。她是我们家的吉祥物。在孩子们的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们家每一个人跟她的关系。
我的另一个儿子总是对我呵护备至，抢着帮我搬重物，还总为我的安全担心。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双关语、谜语和各种奇思妙想。他必须把一天的事情都讲给我听之后才肯睡觉。
我当然可以用孩子们面临的挑战来定义他们，但即便只是把这句话写下来，我都觉得对不起孩子。而且，我又有什么资格判断什么是“挑战”？这些孩子真正属于我的时间，只是他们人生的最初阶段。某些我认为的缺点，在未来某个想象不到的情况下，或许会成为他们的优点，甚至成为某个人深爱他们的理由。许多人爱上自己的伴侣，恰恰是因为对方的“怪癖”。可我从未听说有人因为某个“诊断结果”而爱上对方。
我知道我的孩子们会经历艰难与痛苦——每次想到这些，都好像有一根滚烫的针刺入我的心脏。我读过许多讣告。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的辉煌人生中也充斥着贫困与痛苦。
即便是最幸福的人生，也难免会有痛苦，这是不可避免的。
要想让孩子充分领略生活中无尽的美好，我们就必须放手，同时也要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电子产品无法提供陪伴——至少不是那种能让我们感到充实的陪伴。孩子吃饭或坐车的时候并不需要平板电脑，就像你当年不需要一样。青少年完全可以使用功能手机，无需智能手机。他们并不比你更脆弱——除非你让他们变得脆弱。
从做“减法”开始。清除伤口上的污垢，身体就会自愈。在清除掉可能妨碍孩子成长的环境污染——科技、监控、干预、药物等等—— 之前，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他有多快乐，或者能有多快乐。
你怎么知道是否该让你13 岁的孩子去接受心理治疗？很简单：除非你已经用尽所有手段，否则不要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如果非看不可，那就要像挑选外科医生一样慎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孩子最需要的是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而且你不认为他有什么“问题”。
别再让不相干的人插手你和孩子之间的事了。那些深受焦虑和抑郁折磨的青少年，显然没有从当前无处不在的心理治疗中获得帮助。正常的青春期本就反复无常、令人抓狂——我们自己也经历过。而如今， 正常的青少年却被心理健康专家们的“治疗”弄得病恹恹的。专家们让我们的孩子习惯于一个问题：“你有什么感觉？”——这个问题是任何治疗师都无法抗拒的。当它在一个年轻的头脑中反复出现时，会加剧情绪失调，阻碍成长，让青少年变回幼儿，让年轻人永远无法成熟。 “预防性心理干预”从定义上看就是不必要的。它阻碍了青少年的
成长，让他们陷入对情绪的反思、对心理治疗的依赖以及对风险过度规避的恶性循环当中。它阻碍了青少年告别青春，摆脱青春期焦虑的正常过程。我们把青春期孩子的这些笨拙和停滞不前当作精神疾病，但很多时候并非如此。它只是一种心神不宁，是他们在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祖父母当年结婚的年纪，却连开口约女孩出去的勇气都没有时，产生的无力感。
这不是心理健康危机，而是更接近一种“情绪疑病症”和“医源性危机”。它不是神经解剖学上的问题，而是灵魂的衰弱——是恐惧、失望和无能，是对自己被动状态的无尽恐慌，是对自己未能如愿长大成人的沮丧。
至于那位随时准备给孩子贴上新标签的治疗师，他很可能没有发现真正的病症，而只是在引导你的孩子认为自己病了，并表现得像个病人一样。
——摘自阿比盖尔·谢丽尔《被错用的心理治疗》